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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当枪手，写出来的东西人家却不用……那就留下来自己欣赏吧，敝帚自珍么。
马克思主义理论：咱可不“与时俱进”！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年代，他们没提过“与时俱进”，列宁和斯大林的时代，他们没提过“与时俱进”，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们，他们没提过“与时俱进”，邓小平同志也没提过“与时俱进”，所谓“与时俱进”，似乎是在这个世纪之交的时候，从新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某位领导之口而出，随后上行下效，开始活跃于媒体报章的各个版块。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员到百姓，从行政到司法、从外交到计划生育（《与时俱进开创企业计生工作新局面》，《人口与计划生育》2004年第2期），无不“与时俱进”了。 谈到“与时俱进”的含义，其实无非是两个方面，用于实践，则强调社会存在于社会意识的决定性，后者要跟随前者演进发展，因此，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江泽民）。实践方面，“与时俱进”就是“解放思想”的意思；在阐释理论方面，主要是强调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尤其是后者），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代共同前进”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并且，如果后来人（当然不是一般人，至少是革命家、理论家）打破前规，标新立异，甚至与马克思大有不同，也可以认为是“与时俱进”的必然，大家要欣然接受（比如允许私营业主入党）。 自然而然地，公共政治课的小论文内容，就“与时俱进”地由阐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演化为讨论“与时俱进”了。 但是，认真地考察“与时俱进”了的理论，却发现，我们总结的“三次飞跃”，既不是“与时俱进”的结果，也不能肯定推动科学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真是可疑！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的产物而非“与时俱进”的结果。 第一次飞跃源于19世纪中后期，马、恩两位老祖宗把社会主义由空想转变为科学，是“与时俱进”吗？非也！ 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拆开分析，首先是哲学，马、恩所处的时代，是德国古典哲学走向终结的时代，费尔巴哈完备了唯物主义的经典框架，却缺少思辨而导致僵化，黑格尔则把唯心主义推向顶峰，存在即合理的辩证法却暗埋自取灭亡的根本，哲学的发展，如同接力赛一样，许多人都想方设法拿过费或黑的接力棒，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却是他同时接过二人的棒子，又没有按二人的跑道前进，而是另辟蹊径，开创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门派，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或者可以说，这是时代所造就的产物。然而，我们却不能说，它是马克思“与时俱进”的结果，因为，那个时代，是德国哲学史上最保守、最反动的时代，“唯物主义”这个名词，即使是在某些宣扬“学术自由”的大学，也是不允许涉足的禁区，另一方面，“唯心主义”却是碰不得的“老虎屁股”。马克思并没有“与时俱进”地进行研究和思考，却敢于闯入禁区，不但闯入禁区，还在论文的题目中大张旗鼓地写了两遍唯物主义哲学，结果是，他根本不敢拿着这篇论文跟柏林大学讨博士学位。 其次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的年代，是资本主义刚刚战胜封建主义，站稳脚跟，并依靠其优势，全球扩张的年代，资本主义的强大生命还没有完全展示出来，另一方面，受压迫阶级的斗争思想还比较幼稚，人民的反抗仍停留于自发阶段，工人还在苦苦地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这时候，马克思、恩格斯不顾“客观情况的变化”，“竟然”提出了暴力打碎现存国家机器、剥夺剥夺者、建立工人阶级自己的政权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从历史角度考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出现，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继承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结合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和特 再次，是来到英国之后，马克思燃尽自己的生命，以写作《资本论》完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古典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并没有终结于三个英国人之手，而是最后终结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此后经济学的发展方向、研究方法、基本假设、数学模型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与不合时宜的马克思相比，同一时期的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和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显得更加的“与时俱进”。 我说马克思主义的不“与时俱进”，也有马克思自己的观点支撑：历史唯物主义在肯定社会存在的决定性的同时，也关注社会意识的独立性，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以艺术为例，曾说明过这个道理：“大家知道，它（艺术）的一定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思想、观念，并不需要“与时俱进”，相反，越是不合时宜的理论、思想、观念，往往被后人证实是真理。在中世纪，野蛮的宗教迫害是“与时俱进”的，相反，信仰自由，民族国家的观念却是不合时宜的；在中国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与时俱进”的，宣传“夷技”之科学性却是不合时宜的；曾经号称民主的国家里，“三K党”是“与时俱进”的，黑人要争取选举权是不合时宜的；曾经要砸烂一切封资修的国家里，万寿无疆是“与时俱进”的，计划生育是不合时宜的……总总一切，只能说明一个道理：在混蛋的时代里，真理不能“与时俱进”，反而要逆流而上。 二、苏联与中国：谈不上伟大的飞跃，只能算伟大的尝试。 辩证唯物主义讲质变与量变，量变是积累的过程，质变则是量变到一定程度产生的飞跃，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待苏联与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我们无法得出“飞跃”的定性。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跟爱迪生的第一种灯丝一样，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尝试，然而，结果也同那第一种灯丝一样，失败了。回顾苏联的历史，能找到哪些创造性的理论与实践谈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飞跃呢？如果说苏联政权是第一个共产主义雏形，却不如中国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更贴近理想状态，如果说列宁有一系列理论可称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其实更多的却是在用俄语复述马恩全集……相反，列宁在宣告苏维埃废止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同时，并没有停止俄国分离中国外蒙古的活动，甚至仍然谋求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当然，目的是维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不被敌国破坏，从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到赫鲁晓夫“鞭尸”，从意识形态讨论挑起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分裂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到解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与时俱进”地扭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苏联、是一个“沙皇”气息浓厚的苏联，它的尝试，探索，也跟爱迪生的第一种灯丝一样，是值得庆祝的失败：这种东西，照不亮世界！ 新中国近六十年来的探索，也是一种尝试，是不停地在实践中验证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尽管我们也遭遇挫折、失败，但并没有停下步伐，这样的探索与尝试，难能可贵。但是，要把这种尝试，上升到“飞跃”的高度，逻辑上来讲：牵强！历史角度看：幼稚！与其说我们在用实践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如说我们在用自己的失败，证明马克思的正确。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所有的内容，确实在证明着马克思的两句判断：一个是“未来社会……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第二个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的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我们在宣称自己是“与时俱进”、理论发展之前，是不是应该好好看一看我们的那点儿东西，在老祖宗那里就早已经不稀罕了呢？ 尝试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需要勇气和坚持下去的意志，所以，做前人所未有的尝试是伟大的，但尝试又是一个从失败到成功的过程，只有成功时那最后一次尝试才可以被称之为飞跃，如果一次或几次尝试就被称做飞跃的话，那恐怕爱迪生在灯炮没出来之前，就已经飞到火星上去了。 至于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至少目前看来，都在进行着极有可能失败的尝试，但即使失败，并不丢人，也并不说明前途的无望 总之，在权力机关凌驾于社会之上时，在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死灰复燃时，与其削尖脑袋、打着“与时俱进”的旗号，让自己挤进宪法、企图流芳百世，不如虚心而认真地重读一下老祖宗的著作，踏踏实实做点儿工作，推动这伟大的尝试，没准中国是根钨丝也说不定呢。 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理论：咱可不“与时俱进”！ 题外话：文章有些偏激，这是必须承认的，但因其否定的对象无稽且无耻，偏激一些无妨。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偏激的观点并不否定那些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出自己身体和智慧的前辈，并不否定他们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所做出的牺牲。这里面有些人，是为了信仰和理想，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而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如卓娅和舒拉，以及无数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人民英雄；还有些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誓死捍卫着真理，而并不求与时代相容，如布哈林和顾准。这些前辈，是值得尊敬的，相信他们在天有灵，也会原谅这种偏激，因为即使偏激，却非谬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