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正式上课为标准，那么，从上周三（9月12日）开始，到今天整整一周了。
9月12日 周三 课程：《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
由于老师跷课，听了一节代课老师临时抱佛脚的历史分析，由于他没什么准备，整堂课也没有什么亮点，但还是有一些观点是值得思考的：
1. 传统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与爱国精神的逐渐形成。抗日战争的意义之一，按老师的说法，就是逐渐地让中国人拥有了爱国精神。传统的中国人，只有“君”的概念，而无“国”的意识，即：只知“忠君”，不知“爱国”。
我理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思想的形成，以及这种思想在古代“中国”与“中国人”心中的根深蒂固，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国家观念淡薄、国家认同缺失，甚至，根本上都不存在所谓的“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也许，这涉及一个产权问题，正如上面那句话，在普通百姓眼里，国乃帝王的私产，皇帝轮流坐，而无论如何改朝换代，社稷江山问题均与百姓无关。这个问题，我甚至连粗浅的想法也没有，但，解决这个问题，无疑对理解“汉奸”等现象，都有所帮助。另外，这种现象并非中国一家独有，欧洲中世纪时也差不多一样，区别在于形成这种现象的根源，以及它所带来的历史影响。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尤其是深入地比较下去的话。
2、“前现代”中国，中央政府主权的有限与地方力量的相对独立性。这个问题由九一八不抵抗事件引起。蒋政府无法号令全国，是一个事实，尤其在东北，所以，张学良对九一八是应该负有责任的（他自己也承认）。但要考虑当时人的局限性与判断力。
同时，过去很明晰的“主权”概念，忽然在头脑中变得可疑。“主权”与“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一样，都只是“范式”（paradigm）、观念，而非事实，研究中必须谨慎地使用。
9月13日 周四 课程：无 见导师
这一天的意义在于“开始”。
9月14日 周五 课程：英语读写 社会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模型
Sharon，美国人，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博士，应该是我这一周遇到的最好的老师了。课堂上，用Interview with collegue的方式代替传统（或者，我们的传统）的自我介绍；了解了美国博士生（doctoral student ->doctoral candidate->PH.D）的学习阶段；Learning teams 的组织方法……发现读写课其实是听说读写课，英语课其实是social science class in English，只可惜这样的课一周只有一次。
下午试听《定量模型》，结果是听课时上教务网：直接退课。老师先是把社会学专业的同学与其他同学分开来，然后抱怨人太多，很奇怪为什么他要把一个选修课搞成专业课，结果变成专业不专业、选修不选修，难道是老师没资格讲专业课，于是拿选修过专业的瘾？而那些社会学的同学们，难道没有研究方法的专业课可上么？非来这儿挤？退课原因并非课程本身，而是老师的态度。
回来找北大的定量研究课，无果。
9月17日 周一 课程：国际关系前沿
对于专业学生而言，如赵同学所说，有些过于“普及化”了，但，在熟识的内容中，还是能发现一些值得思考的观点与问题。
1、建构主义。我还是觉得这个主义不能算做一种独立的理论流派，更不是主流。因为它“有头无身”，认识论角度，建构主义的确是一种好的观察方式和研究工具，而本体论上，它就不得不倒向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学派去找其立足点。不成熟甚至不准确的观点，可以作为兴趣。
2、恐怖主义。与其他很多的争论相同，对恐怖主义的争论，关键问题在于大家没有设定一个共同的标准、范围，时髦地讲，缺乏在同一语境下的探讨，所以，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某些人认为是恐怖主义的，另一些人则认为是正义斗争。如果把恐怖主义仅仅看成一种手段会不会好一些？
对于这类问题，最重要的是保持思维的独立性。
3、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能不能用量化的方式，对安全清单列出一个先后顺序？这样会不会减少一些争论，合理地配置战略资源？
4、还是主权问题。君主主权与人民主权是不一样的。
9月18日 周二 课程：英语听说 中日文化比较
跷课参加国际会议：“21世纪全球安全：中国与欧洲的视角”。在同声传译与“原声”中无所适从，席间感慨做学术会议的同传真不是人干的活，外交部过来的顶级翻译尚且万千残念，偟论其他呢？
对于新生而言，这样规格的学术会议，形式要更重于内容一些。
晚上赶回研院上《中日文化比较》，半路逃课。理由很简单，对老师不甚满意。只能把这一选修课当成混学分的课了，没办法，老师的能力导致了了他只能在表象上比较，恐怕课后只能对其所讲的故事留下一点印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