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园影踪之镜春园
镜春园位于未名湖东北端一带，北接朗润园，南到未名湖北岸，东至北大校园东墙，西接鸣鹤园遗址。在几座古园林中镜春园应该是最小的一个。如前所述，镜春园和鸣鹤园原为一个园区，最初名为“春熙院”，是圆明园附属园林之一。乾隆年间为大学士和珅淑春园的一部分。后至嘉庆七年（1802），为了改作宅用，才将该园一分为二：西部赏给嘉庆第五子惠亲王绵愉居住，是为鸣鹤园；东部较小，赏给嘉庆皇四女庄静公主居住，改名为镜春园，这样就形成了东西两园鼎立的格局，现在从第一体育馆北端通向朗润园的大路就是当年两个园子的分界线。但镜春园相对来说比鸣鹤园要小得多，不到鸣鹤园的五分之一。
关于昔日镜春园的情形，前人的记载很少，只能根据一些零星的记载和实地的考察来推想镜春园的一鳞半爪。镜春园盛时的园门在园东南侧，位于现在材料厂办公室所在之地，为歇山式宫门三楹。在宫门内东西两侧，摆置两块上轿石。这在清代是一种特殊的设置，武将门前摆置上马石，文官门前摆置文阶石，而公主府门前不宜摆置，因此在府门内摆方石两块，名曰上轿石。清代封建礼仪规定，女眷出门，不宜在府外或园外上轿出行，必须在门内上轿，因此摆置于门内。园中曲径通幽，松柏盘曲如盖，飞楼俯映，柳影婆娑，更多地体现一种闺阁的秀丽之美。全园布局由两处建筑群组成，主要建筑以中部建筑为主体，集中在现今材料厂中部一带，四周原有碧水环绕，略成圆形，很像一面镜子，或许镜春园就是因此而得名的。现在只有西面的小湖依然如旧，就位于通往朗润园大路的东侧。
根据推测，镜春园在咸丰十年（1860）的“庚申之变”中也应该遭到了破坏，经过这次浩劫，园中建筑所剩已经不多。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镜春园又并于鸣鹤园内。等到民国初年，徐世昌以薄酬租下了鸣鹤园和镜春园，合称淀北园。他把鸣鹤园中幸存建筑进行拆毁，但估计对镜春园并未有大的破坏。20年代前期，燕京大学以淑春园旧址为中心开始建校时，现在的镜春园仍属徐世昌所有。而当时燕京大学已经买得镜春园北邻的朗润园作为教职员工的住宅，中间隔有镜春园，不便通行，必须绕道东门外来往。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燕京大学曾屡与徐家洽商，计划扩大校园，向北直通朗润园，希望以优惠价格购入镜春园，并在园那兴建专供中外文化交流之用的图书馆一座，并以徐氏别号“东海”为名，作为协商条件。议还未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事情也就这样结束了，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镜春园才被合并于北大，从而使北部校园连成一片。北京大学迁入燕园以后，对镜春园进行了修建，在原来的基础上修建了北大建筑公司和北大材料厂，而这一古园林的遗迹也就逐渐无迹可寻了，只有“镜春园”这个美丽而秀气的园名能给人们带来很多美好的遐想。
来源：“北大人文与风物丛书”之《风物》篇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这次去时，北大因为校园改造，这个老园子要完全拆除，盖什么数学什么国际的中心。匆忙中拍了几张，可能再去时，已经连这样的遗迹都看不见了。
“这门只有这里有，别的我也不知道。”王奶奶看着门前只剩了一个的门墩说，在整个未名湖北边，只有她的院里才有这样的门。至于为什么全院子的人都不晓得了。 （老北京网）
全斋的后墙后面则是有名的79号，79号有两个院子，一个被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占用，此院为陈岱逊老宅。（《最有学问的与最没文化的》）
1962年，后来当了北大经济学院院长的晏智杰，作为北大经济系第一届研究生，成为陈岱孙的关门弟子。每周或两周总有一个下午，陈岱孙先生在镜春园甲79号开课。晏智杰记得，每次一来，老管家拿一把套绣花罩子的老茶壶和粗瓷杯碟来替他斟上一杯茶，岱老的老母亲打个招呼礼貌退出，对面小座钟“当、当、当”敲过3下，岱老从书房里走出，课程即准时开始，17点半结束。晏智杰说，岱老的守时是全校闻名的，他决不会早退或者拖堂。
岱老个子很高，目不斜视，身板笔挺地走进来。他会让晏智杰先说说最近几天的阅读有什么问题，针对性地讲解。严师的耳提面命，让晏智杰在短短的两个半小时里不得松懈，“只带个耳朵，无法面对他”，又觉得非常解渴。
“文革”中，镜春园甲79号破落了。受人尊敬的经济系主任陈岱孙一下子成了被批判对象，房子割出一半，老母亲
过世，陪伴几十年的老管家回了老家，屋里的书东倒西歪的，曾开着兰花的小院也荒芜了，长满了野草。晏智杰曾趁晚上偷偷去看望老师，敲敲铁环，说上几句话就走。（《北大最后的静土》）
镜春园甲79号在未名湖和后湖之间，树木参天，野鸟飞掠，小桥，流水，人家，正与学者的沉静之气呼应。而在临近的镜春园75号，现在用作“北大校友会”的清代四合院（注：实际是北京大学欧美同学会），则是1989年去世的中文系王瑶先生的旧居。
陈平原是王瑶先生的弟子，至今，他仍保留了经常绕过来看看的习惯。站在这里，陈平原想起第一次来这院子，那是1984年他刚考取王瑶先生的文学博士之时，幽静的小院里积雪深深，第一次到北方的青年陈平原深一脚浅一脚，走得踉踉跄跄。
那以后的三年里，陈平原每周都会来镜春园75号一两次，先生习惯晚上工作，白天睡觉，他每次都是下午去，坐在5米高的阴凉屋子里听先生侃大山。客厅围绕着几个装着《四部丛刊》的楠木大箱子，墙上一幅陶渊明的画像，书房里取自“镜春”二字的书斋匾额“竟日居”，还有大摞古代的现代的典籍。
“先生随后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得意时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像放风筝一样，话题漫天游荡，一下子六朝，一下子现代，线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收回来，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知，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
除了正式“拜师”的王瑶先生，中文系还有三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吴组缃、季镇淮、林庚，均住在朗润园，陈平原也常沿途前往请教，“四老各有专长，且性格十分鲜明，王之睿智、吴之豁达、季之忠厚、林之儒雅，均无法追摹”。
“从游”之乐，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在《大学一解》中表述：“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因一刀切的退休制度，现在的学生再也没有随63岁以上的老教授“从游”。但在湖水幽幽、荷叶寂寂的朗润园、镜春园里，清晨或是日暮，总会有几位拄杖缓行的老人，独自在甬道上漫步，构成后湖一带有如圣境的神秘风景。像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都曾居住在朗润园，人称“朗润园四老”，如今四老中的金克木、邓广铭已过世，张中行、季羡林也已90高龄了。随着北大对这里进行部分拆除和整治，建设北大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人们担心，这样的风景是再也看不到了。 （《北大最后的静土》）